送别王元明老师

     整整一周前，我们在凄风苦雨中跟王元明老师作最后的告别。

王老师生前虽跟我在同一个校园里共事，但由于不在一个学科组，也没有共过班，所以平时见面也只是点头而过，并不怎么熟悉。关于他的事大多是听说来的，因此，如果本文有说得不准或是不当的地方，还望天国里的王老师谅解。

     去年办公室里的几位老师在谈论一件时事，有位老师突然说“应该问问王元明怎么看”。我听不懂这话，便问是什么意思。这位老师解释的大意是，王老师一向关心时事，且常有“独特”的见解。遗憾的是，我一直没有机会听王老师谈他的“见解”——这个世上有思想的人又少了一个。

     本学期开学不久，王老师被查出患了绝症，病情十分凶险。于是，王老师一下子成了全校关注的焦点。熟悉他、跟他打过交道的同事都说他是个大好人，豪爽、讲义气、乐于助人，重感情而淡漠名利；在教学上也曾辉煌过，为学校“轻负高质”教学特色的形成，以及学校成为省内一流名校做出过贡献。

在王老师生病住院期间，许多同事常常去探望他，每次探望回来，大家都夸他扛得住，是真正的男子汉。王老师的病牵挂着许多他曾教过、现在已走上社会的学生的心，尤其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毕业的学生，不少学生闻讯后即赶来探望，王老师在四院工作的学生更是时常在病床前照料他。王老师在不治到下葬期间，他的这些学生轮流到王老师家看望、安慰他们的师母、师妹。那天我们到殡仪馆送别王老师，一位先期到达的男子默默守灵堂的大门口，神情凝重地跟一些老师握手。我不熟悉王老师的家人，便问一位比我年长的老师：“是王老师的弟弟吗？”“不，是他的学生。”

在一位学生所致的悼词中，我明白了这就叫做爱的回报：王老师平时一直是把他的学生当作自己的朋友、兄弟，或是当作自己的孩子的！

当然，我也听到一件令人寒心的事：一位同事无意听到一位学生就王老师生病一事，说了一句很不近人情的话。原来这位学生在王老师班上时，英语成绩掉下来了，他便把责任全部推在老师身上。我说这件事，并非要指责这位学生，其实也没有指责的必要：如果他有忏悔之心，我何用去说他；如果没有忏悔之心，我说他又何用？我早就接受了这样的事实：当教育神圣不再而彻底堕落为一种消费的时候，师生之间的情谊从整体上看，已很难维系。想想“文革”时“红卫兵”身上的狼性，再看看现在的某些学生，教育者也只能长叹而无语了。种瓜得瓜，教育何其重要啊！

王老师还是那个恪守一中优良教学传统的王老师，但学生已不再是那个学生，教育环境更不再是那个教育环境，不愿与时俱“退”的他，因此而承受的心理压力和名利上的风险是一般人所难以想象的——守住信念，难哪！

王老师在知道自己不久人世后，沉疴在身的他对前来看望他的领导说出了心中的两大愿望：一是希望学校越办越好，二是希望老师们锻炼身体，保持健康。作为一位见证了新时期一中发展壮大的元老级教师，他深知一中的今天是多么的来之不易；作为“轻负高质”教学特色坚定的实践者，他深知一中教师的压力以及他们的付出有多大。

王老师英年早逝，令人扼腕。在王老师匆匆的53年的生命历程中，前期遭遇了十多年的“动乱”，晚期又碰上了十多年的“乱动”，真正充满理想、激情的时候并不多。重情重义的王老师已撒手西归，他留给我们的不止是两句心愿，还是深深的思考。

王老师，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