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学生“一个隆重而难忘的毕业典礼”是校长的应尽之职

     杨福家院士在应聘担任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前曾是复旦大学的校长。在接受记者的一次采访时，他谈到了自己在国内、国外两次做校长的经历，感到最大的遗憾便是在复旦任校长的6年间“没能给复旦学子们一个隆重而难忘的毕业典礼”，而在国外、特别是西方国家，给学生“一个隆重而难忘的毕业典礼是大学校长的应尽之职”。

     杨福家十分感慨地对记者说，大学毕业典礼在一个人的生命中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点；一个隆重的毕业典礼，不仅可以激发学生的荣誉感和责任感，令他们终生难忘，而且也能够激发教师们教书育人的自豪感和使命感。杨福家说的是“大学毕业典礼”，其实，在教育竞争如此惨烈的今天，一个人小学、中学毕业典礼何尝不是这样？就说高中毕业吧，一场高考把一校学生分成了若干等级并把他们“遣送”到四面八方，从人生“转折点”这个角度看，中学又何逊于大学？

     然而，杨福家的遗憾和感慨并没有引起国内同行的共鸣。毕业典礼在许多校长的心中只是一个无法省略而不得不走过场的形式，向来是草率了事的：例行公事的讲话（还不一定是现场讲话，规模稍大或硬件过硬的学校，校长讲话大多是校内“现场直播”，能够亲临现场的只能是少数学生代表），以及言不由衷的祝福，然后便是学生从班主任那里领回毕业证书。校长们从未想过要把毕业证书亲手发到学生手中，更不会想到要跟此刻已成为校友的学生握一握手。

     当然，我们不能据此说国内的校长就不想给学生“一个隆重而难忘的毕业典礼”，因为他们实在是太忙了。有人曾戏称中国的校长是“社会活动家”，开会、培训、考察与被考察、检查与被检查等等，在社会上“活动”的时间要比在校跟学生接触的时间多得多。中国的校长压力也很大，评估验收、高考中考的比拼且不去说，光是一个日益混乱无序的“生源大战”就足以让那些神经不太坚强的校长走到精神崩溃的边缘。在中学阶段，学生毕业的时候，正是盘点中考、高考实绩，和抢夺生源的决战、血战之时，而这两件事都是事关学校整体及校长个人荣辱的大事，此时的校长，就算有那个闲工夫，也不一定有那个闲心情给学生“一个隆重而难忘的毕业典礼”。

可能有人会说，经过这几年的大学扩招、中小学“名校”放大，现在不少学校都很大，校长又怎么能给学生“一个隆重而难忘的毕业典礼”（比如，把毕业证书亲手发到每一个学生手中）呢？这就看你怎么想又怎么做了。杨福家院士供职的诺丁汉大学每年的应届毕业生至少有四五千人，因此，该校的毕业典礼长达9天，而作为校长的他是必须连续出席的——这是他的“应尽之职”。现在，中国最大的大学到底有多大，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目前本省某所号称省内高中“巨无霸”的学校，一届学生总数尚未超过两千五——在校学生规模远比诺丁汉大学小，所以，杨福家校长能做到的，我们没有理由做不到。

写到这里，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对淹没在各种政务、俗务中的校长而言，到底哪些才是他们的“应尽之职”，同时又有哪些“职”是他们应尽而未尽的？